皖
北
纪
事
消失的隋唐大运河
赵汗青·刘欣华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这两个因素导致通济渠到南宋后河道逐渐淤塞废弃。在宿州境内，通济渠由西北流向东南长达一百多公里，大运河遗址是通济渠的一段。20世纪50年代运河堤坝还保存完好，今天沿通济渠一带的群众都把运河故道称为隋堤或隋堤沟，宿州就位于隋堤之上，而50年代修建的303省道宿永公路也正好铺建在运河故道上，穿宿州境内而过。
但令人疑惑的是，承载着漕运和其它商业运输功用的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改道？它到底衰落于何时？又为何最终消失不见？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一系列的问题，至今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也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有专家为我们给出了新的推断。
流传着两种版本的解释
隋唐大运河汴渠段（通济渠）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这是丝毫没有争议的。但止于何朝？何代？何年间？却一直是争议了几个世纪的未解之谜。随着安徽境内的170公里的地下隋唐大运河三处遗址的发掘，对隋唐大运河汴渠段湮塞于公元1127年或1194年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
宿州市于2006年抢救性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出土了大量的大运河瓷，也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这就是说，从以上考古发现中可以推断出，隋唐大运河在金、元时期应该仍具有运行功能。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有两种版本的解释。
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决黄河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认为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但有专家认为，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绝对和简化了。
第二种是“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今原阳县）决口，顺着泗水进入淮河，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泄洪排涝，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水运”也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山阳渎、邗沟，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险时所采取的措施。
黄河泛滥是运河淤塞之由
对于以上两种版本，有专家认为其均失之偏颇，并提出他的第三种学说：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说。此说的根据就是《宿州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专家解释说，金元时期的隋唐大运河，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进入元朝后，黄河水患更加肆虐。结合《宿州志》的记载，专家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但从1194年到1855年的661年间，黄河数次大决口，最终导致通济渠从地面消失，成了一条带有神秘色彩的梦中之河。
事实上，若要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
为此，有专家在大量阅读了《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后，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归纳为如下几点：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汴渠在隋唐时是受黄河三分之水，至宋，漕运之量已三倍于唐末，为保漕运，枯水期的全部、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运，因此说，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河，减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
（3）北宋末到金初，宋金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颍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最低处的夺颍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夺颍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的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黄河的洛阳至开封段，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1335年封丘决口，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由于宋、金时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间的北岸全线崩溃，导致了荥阳久未清淤的汴口无法调水通航。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颍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黄河北趋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东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间，黄河南入东海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账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成为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700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325年后，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总体而言，隋唐大运河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通济渠北线的黄河故道。至此，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宿州的前身埇桥原是隋代通济渠（汴河）上的一座桥，后来成长为镇，并在隋唐漕运中逐渐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埇桥当时是来往船只入淮、出淮的水口。这里是来往船只的必经之地，加上水势平缓，公家漕运、私人商旅在此停泊小憩较为合适。当时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私船只停泊在这里，或西进，或东行。或集散于此。商旅上岸人城投宿，或直接通过这里市易所载物资，临河的大街小巷，遍布客房货栈和茶楼饭庄。
随着漕运量的增加，公私商旅云集，场桥的发展越来越快，变成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真正成为“舳舻之会，舟车之要。”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７９９），刘晏进行盐铁官营改革，曾于全国设置四大 盐场、十监和十三巡院，埇桥为十三盐铁巡院之一，唐廷据此以贮聚向当地人民和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杂税、钱帛和物资，并藉以加强对漕运、盐运的管理。埇桥因此逐渐崛起，地位日升。所谓“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埇桥为咽喉者是也。”唐朝中期以后，藩镇为祸甚烈，各地节度使操纵着政治、军事甚至经济大权，多数与中央分庭抗礼，不听调遣，独霸一方，作威作福。由于埇桥的富庶以及在漕运中的特殊地位，在动乱的唐后期一度成为割据势力觊觎和肆掠的对象。
德宗建中年问，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起兵反唐，占据了埇桥，切断漕粮运道，使得朝野为之震恐。建中四年（７８３），宰相李泌上言，“东南漕运，自淮达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贞元四年（７８８），李泌又上言德宗：“江淮漕运，以埇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意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可见，埇桥是唐代漕粮通过汴河的必经之路，宰相李泌总结以往教训，先后两次上言，反复强调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显示了其作为漕运咽喉的突出地位。
为了保障运输物资不被劫掠．唐德宗还专门遣派了猛将张万福驻守濠州，益兵屯守，保护甬桥。后来，宰相李吉甫总结说：“以其地南临汴河，彭定求：《全唐诗》卷６８４宋史》卷九三，河渠志。李翱：来南录。万方数据 有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基于这种形势，宪宗元和四年（８０９），决定在徐州南部增置新州。取古宿国名，建置宿州，下辖蕲县、临涣及虹县。起初。州治拟设在虹县，考虑到位置偏东。后向西移至符离。
符离虽相对居于中间地带，但还不是正中心，特别是距南部的汴河尚远。还不能起到扼守的作用。而日渐兴起的埇桥既位于汴河之上．又处在所辖四县的中心，当舟车之会，才是建置新州的最佳地点。所以，在大和七年（８３３），州治最终定在了埇桥。所谓“唐于捆桥置宿州以镇汴”。伴随汴河在南北经济交流中作用的日渐显露和增强．宿州逐渐繁荣，一跃成为汴河沿线的重镇。穆宗长庆二年（８２２），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入徐州，节度使崔群忌之，智兴遣兵送崔群。“至埔桥而还。遂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 皆三分取二。”咸通九年（８６８），宿州再次被掠，“贼（庞勋）夜使妇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 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
可见，宿州所存钱物甚多，且能夜泊大船３００艘，已发展成为较大的都会。北宋时期，汴河沿岸的桥头巷口，成为百货集散之地，以至于出现了“淮浙巨商，贸粮解，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的情况。四面八方的物产如潮水般涌入宿州，进一步促进了宿州的发展。北宋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日僧成寻溯汴河自泗州至汴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成寻的日记 讲到他的船每每皆在大桥下过夜。桥上有市。入夜灯火万千，买卖繁昌，店家多得不可计数，歌舞之声很远就能听到。为了让船工上岸买卖，成寻两次路过宿州皆停船逗留多时。当时规定汴河内的船只在宿州一次上岸出售的干姜不得成都招工代妈过30石，反映了当时交易买卖的频繁使官府不得不有所干预和限制砖。
汴河桥市的买卖活动，证明了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大大刺激了宿州城市的发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载“（宋朝时）宿州火焚民庐舍万余区，遣中使安抚之。”可见当时宿州城市的规模已经不小，人也增加不少。时任朝官的苏轼还曾就有人奏请展筑宿州城上书，“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 城外谓之草户者甚众……奏展筑外城十一里有余。”可见，北宋时，宿州久无兵乱，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日增。自唐以来修建的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散在城外。使朝臣曾萌动拓城之念。
奏折中的“草户”是指当时的商人。他们从事买卖活动的地 点就是草市。草市是当时的～种新的商品交换场所。它与县以上治所设立的官市相对立，或在城外。或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或在河渡之所等。由群众自发组织 起来的简陋市场。可见，交通便捷，物资交流频繁，促使宿州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进而引起宿州城市人口 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革。宿州当时的繁盛还可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中得以窥见。如，１９７２年泗县鹿呜以北１公里汴河故道曾出土过宋代木船。１９９９年．濉溪县柳孜镇大运河故道考古中，发现了８艘唐代沉船．证明了柳孜曾是隋唐汴河岸边的重镇，这里不仅是大运河一个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集聚之地。过往商旅行人多于此处宿留居停。
依据《宿州志》，在唐宋时，柳孜属宿州。2006年宿城老桥口西侧的遗址．出土了不同年代不同窑口品种丰富的瓷器。从釉色看．有青黄白黑酱釉，自底黑花、影青釉等十多个品种；从形制来分，有碗、罐、壶、钵、瓶、盏、盘、盆、缸等。虽在淤泥之下千年之久，但色泽光鲜如初，有些甚至完好无损。生产这些瓷器的窑口众多，安徽的寿州窑、烈山窑、东门渡窑，河南的鹤壁、钧窑。河北的定窑和磁州窑系。陕西的耀州窑系。湖南的长沙窑系，还有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景德镇窑、浙江的越窑等窑系凸。以上说明唐宋汴河在隋唐宋三个历史时期的地位非常重要外．更说明当时的宿州商业繁荣物流兴盛。
一言以蔽之，宿州是因汴河而生，得汴河而盛。古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首要前提，交通、商业又势必促进沿河口埠商镇的发展。唐宋汴河正具备了这一条件，其发达的漕运和转运贸易促使沿线城市发育起来并迅速成长。隋唐时期，汴河漕运接交之处的埇桥是当时的水陆之会，也是人口集中、舟车会聚之地。既有人口舟车之聚，当有日用之需。于是，酒楼饭馆、旅社、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等一系列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
这样，埇桥周边的荒丘野地得到开发。曲桥逐渐成了繁荣小镇，进而成为重镇都会，以至唐宪据《旧唐书》“崔彦曾”条栽：“勋等拥众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寡。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虏夺舟船五千 余艘。”疑“夺舟船五千余艘”失实，未引。释文莹《玉壹清话》。（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虹县．“有大桥，即出船”。《东坡全集》卷６２。《苏东坡全集》卷３５．元佑七年乞罢宿州修城状。隋唐运河宿州段考古彰显“运河文化”丰厚积淀，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宗于此建置宿州。以此为基础，宿州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见，汴河——漕运——商业——城市之间构成了同步运动，汴河则构成了宿州产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唐宋时期，宿州与汴河沿线的汴州、宋州、泗州等商业城市就像一串明珠贯穿南北，交相辉映在黄淮之间，成为新兴城市的典型。
赵 汗 青
男、汉族，安徽宿州人，祖籍淮北，高级记者、文史作家、文化学者、博士。曾任安徽经济报宿州记者站站长、《时代·中国之声》杂志副总编兼任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已出版20万字军事历史小说《垓下之战》等九部作品。现供职《中国网·韵动安徽》。
刘 欣 华
刘欣华
女、汉族、安徽宿州人，祖籍蚌埠，英文翻译、文化学者、博士。曾任某市中学校长、麓鹿出版社社长、盐城规划市政设计院安徽分院院长，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专职会长。有千余篇散文、随笔、游记、译文散见于海内外各媒体上。代表作有：秋风中的圆明园、爱上临海、西塘·等那一笼烟雨等。现供职《中国网·韵动安徽》。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代妈看到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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